本文作者:董金鑫*

*本文系作者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国际体育仲裁中的法律冲突问题研究”(18FFX060)的阶段性研究成果,同时受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19CX04018B)。

董金鑫,中国石油大学(华东)法学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国际法博士。

内容提要:自国际体育仲裁院成立以来,该院的独立性一直得到包括瑞士联邦法院在内的众多法院的肯定。然而近期审理佩希斯坦案的慕尼黑高级法院却对此提出严重质疑,拒绝承认国际体育仲裁裁决。表面上法院将矛头指向国际体育仲裁院在仲裁员名册确立以及在首席仲裁员指定上的独立性,实际上更为关键的原因在于主管国际体育仲裁院日常行政事务的国际体育仲裁委员会的组成人员主要由体育组织任命,此种制度上的内在缺陷难以保证其公正行事。晚近《与体育有关的仲裁法典》的修订对国际体育仲裁院的独立性有所改进,但仍未触及问题的根源,未来应进一步理顺该院与体育组织之间的关系。由此在建构中国体育仲裁制度时,同样应强化其独立性设计,特别要关注体育仲裁委员会的人员构成,防止体育仲裁机构在审理案件时因系统性的偏见对体育组织发生利益倾向。

关键词国际体育仲裁;独立性;佩希斯坦案;《与体育有关的仲裁法典》;仲裁员

国际体育仲裁院乃是当今世界最为重要的体育仲裁机构,它所作出的仲裁裁决虽然主要依靠相关体育机构在组织内部强制执行,但也获得了包括瑞士在内的许多国家的认可。然而,近期审理佩希斯坦(Pechstein)案的德国慕尼黑高级法院(oberlandesgericht)对国际体育仲裁的独立性提出了挑战,拒绝承认其仲裁裁决的终局效力。这说明国际体育仲裁院存在改进其组织形态的必要,可以预见的是这将反映在规范国际体育仲裁院组织、运行的《与体育有关的仲裁法典》(Code of Sports-Related Arbitration)的未来修订当中。本文首先回顾自国际体育仲裁院创立以来独立性的历史演进,然后主要结合佩希斯坦案审理时发生的争议,具体从国际体育仲裁在仲裁员名册确立的独立性以及首席仲裁员指定的独立性两方面探讨其面临的质疑及对策,进而对我国体育仲裁的独立性建构提出建议。

一、国际体育仲裁独立性问题的历史回顾

由于与体育组织存在密切的联系,国际体育仲裁的独立性问题一直困扰着国际体育界,事关其能否存续。起初,为排除国家法院对体育纠纷处理的干预,实现体育争议的统一处理,国际体育仲裁院在前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先生的倡议下于1983年在瑞士的洛桑设立1。虽然众多的单项体育联合会在章程中接受了国际体育仲裁院的管辖,但由于该院不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人事、财政皆由国际奥委会负责,使其在独立性上存在隐患。


(一)国际体育仲裁的独立性在甘德尔案的体现

在1992年发生的甘德尔(Gundel)案2中,德国马术运动员甘德尔因马匹尿样检测出禁用物质被国际马术联合会司法委员会处罚。他根据该联合会章程的规定向国际体育仲裁院提出仲裁申请,仲裁裁决虽然减少了禁赛期限及罚款数额,但其仍然不满,于是向瑞士联邦最高法院提起公法之诉。基于组织机构及仲裁员选任的非独立性,甘德尔认为国际体育仲裁院不构成有效的仲裁机构3

瑞士联邦最高法院认为,国际体育仲裁院并非国际马术联合会的下属机构,不会接受该会的指示。另外,根据当时的国际体育仲裁院章程第7条,在60人的仲裁员名册中,国际奥委会、单项体育联合会和国家奥委会各任命15人,剩下的15名仲裁员是由国际奥委会主席从这之外选出,因此运动员可以在不属于国际马术联合会和其他体育机构的15人中指定1名仲裁员4。故除了国际奥委会作为案件一方当事人的情形,法院认定国际体育仲裁院原则上构成瑞士法下的仲裁机构,驳回了甘德尔的申请。

(二)国际体育仲裁独立性的后续改革

由于作为仲裁地法院的瑞士联邦最高法院对国际体育仲裁独立性秉持宽容的态度,从而使得国际体育仲裁裁决免于遭受自始就没有法定约束力的尴尬。但瑞士联邦最高法院同时指出,国际体育仲裁院的仲裁员选任、经费来源直接受控于国际奥委会及国家奥委会和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有必要改革其组织形式。为维护国际体育仲裁的独立性和当事人的诉权,国际奥委会、夏季奥林匹克国际体育联合会、冬季奥林匹克国际体育联合会以及国家奥委会等各大体育组织在1994年签署巴黎协议,并在首次颁布的《与体育有关的仲裁法典》中规定设立负责国际体育仲裁院日常行政管理和财务工作的国际体育仲裁委员会(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Arbitration for Sport),进而割裂了国际体育仲裁院及所属仲裁分院与国际奥委会等体育组织的直接联系,使之至少在形式上不受命于特定组织。

然而主要的体育组织和国际体育仲裁院在许多方面仍存在间接联系,使得国际体育仲裁院作为独立仲裁机构的地位大打折扣。通过对国际体育仲裁委员会成员的认定,以国际奥委会为首的体育组织仍然能够对国际体育仲裁院施加以实质性的影响5。然而,由于瑞士联邦最高法院表现出有利于国际体育仲裁的宽容态度,承认当事人援用体育组织的章程、规章或参赛报名表中提交国际体育仲裁院仲裁条款的效力,并极少对国际体育仲裁裁决行使撤销权,且绝大多数裁决由体育组织通过内部的处罚机制保障执行。故尽管国际体育仲裁的独立性在学理上争议不断,有关这一问题的质疑直到德国法院审理佩希斯坦案时才最终集中爆发。

二、佩希斯坦案关于国际体育仲裁独立性争议的由来

(一)佩希斯坦案的基本案情

佩希斯坦是著名的原德国速度滑冰运动员,曾在冬奥会上五获金牌,目前仍为世界纪录的保持者。在参加2009年挪威哈马尔速滑世界杯之后,国际滑联纪律委员会以血液检测不合格为由判处其两年禁赛。佩希斯坦根据参加世界杯而必须签订的仲裁条款向国际体育仲裁院提起仲裁。在仲裁失利后,她以裁决违反公共政策和平等听证原则为由两度向瑞士联邦最高法院提起诉讼,并提交新的专家报告证明血检结果中的红细胞数目异常乃因遗传球形红细胞(贫血)症所致,但均未获得支持。法院重申《瑞士联邦国际私法》第190条第2款构成该院撤销国际仲裁裁决的全部理由。即除非仲裁裁决中的某一实体问题违反了瑞士公共政策,否则其无权审查国际体育仲裁院作出的事实查明,以此驳回了当事人的请求。

佩希斯坦回到德国,针对国际滑联以及德国滑冰协会提起高额的损害赔偿诉讼。如上所言,由于她与国际滑联签订的运动员合同中包含提交国际体育仲裁院仲裁的条款,在进入实体问题的审理之前,法院首先要判断该条款的有效性。在2012年2月,一审慕尼黑地方法院以佩希斯坦在仲裁过程中未提出管辖异议为由认为裁决发生既判力(res judicata effect)。她对此表示不服,遂向慕尼黑高级法院提起上诉。在2015年1月作出的部分判决中,慕尼黑高级法院虽然否定了她提出的所涉争议因其具有政府公务人员的身份而不能仲裁的主张,却以违反德国《反限制竞争法》(Gesetz gegen Wettbewerbsbeschränkungen, GWB)第19条第1款6及第4款第2项7为由,认定迫使运动员签订交由不中立的仲裁庭仲裁的条款无效,从而根据《纽约公约》第5条b款下的公共秩序条款拒绝承认维持国际滑联处罚的国际体育仲裁裁决8

就法律适用的逻辑,法院认为,《反限制竞争法》下的经济活动包括任何提供商品或服务的活动,与体育相关的事实不排除竞争法的适用。国际滑联乃是速滑世界杯的唯一提供者,该赛事不能为其他竞赛取代,构成独占的市场支配地位。拥有支配地位的安排为《反限制竞争法》禁止,由于国际体育仲裁院缺乏独立性,国际滑联迫使佩希斯坦签订该仲裁协议构成滥用其在速度滑冰相关市场的优势地位。根据《德国民法典》第134条违反法律禁止的法律行为无效的规定,仲裁协议违法无效。

(二)佩希斯坦案关于国际体育仲裁独立性争议的表现

该案看似涉及国际体育仲裁裁决违反德国强行法下的重大公共秩序,实则表现为德国慕尼黑高级法院对国际体育仲裁独立性的质疑。具体而言,就协议签订的自愿性,有效的仲裁协议既是仲裁庭行使管辖权的依据,也是仲裁裁决能够获得承认执行的条件。虽然运动员为了参与国际滑联组织的世界杯比赛必须签署包含仲裁条款的参赛协议,但由于体育的特殊性,单纯体育组织迫使该领域的运动员签订仲裁协议的事实不能使之无效。毕竟当出于司法公正(good administration of justice)的目的而需要求助于仲裁时,当事人的自愿可以让渡9;就国际体育仲裁院仲裁机制的独立性,考虑到体育组织根据国际体育仲裁院仲裁规则能在选择和指定仲裁员问题上发挥决定作用,法院认为国际体育仲裁院在独立性上存在疑问。首先,当事人只能从封闭名册当中选择仲裁员,同时只有体育组织参与该份名册的起草;其次,首席仲裁员只能由作为国际体育仲裁委员会成员的国际体育仲裁院上诉分院主席指定,而国际体育仲裁委员会成员主要由各体育组织任命产生,构成优势地位的滥用。凡此种种,国际体育仲裁院仲裁程序因过分偏袒体育组织不满足最低限度的公正审判要求。

1. 国际体育仲裁在仲裁员名册确立上的独立性

关于仲裁员的选拔方式,与《瑞士联邦国际私法》不同,根据2012年修订前的《与体育有关的仲裁法典》第S14条,当事人只能从由国际体育仲裁委员会确立的封闭名册中选择仲裁员。体育组织主导名册的组成,其中国际奥委会、单项体育联合会以及国家奥委会提议的人员各占总人数的五分之一,还有五分之一由上述组织出于保护运动员利益的目的协商确定。与甘德尔案一脉相承,瑞士联邦最高法院在2003年审理Lazutina案10时认为,基于国际体育仲裁院仲裁员名册的封闭性,运动员不能自由选择仲裁员,但该名册并非由国际奥委会单独制定,而且可选择的人数足以实现争端快速、简单、灵活且廉价地解决,进而认为国际体育仲裁院独立于国际奥委会,其裁决相当于法院的判决。即便如此,仍难免使人怀疑国际体育仲裁院在仲裁员选拔问题上能否秉承中立。

在佩希斯坦案中,国际体育仲裁院确立仲裁员名册时的独立性成为审查的重点。由于仲裁员的选任片面有利于国际奥委会、单项体育联合会和国家奥委会,运动员接受提交国际体育仲裁院仲裁的安排仅仅为了参与国际竞赛。根据案发时适用的2004版《与体育有关的仲裁法典》第S6条,当事人必须从国际体育仲裁委员会编纂的名册当中选择仲裁员。在国际体育仲裁委员会20人中,上述体育组织直接任命的有12人。由于国际体育仲裁委员会决策遵循简单多数原则,该12人在形成仲裁员名册时起决定作用。其他8人由体育组织任命的12人决定,因此他们的独立性也无从保证。甚至《与体育有关的仲裁法典》对国际体育仲裁委员会成员以及仲裁员的独立性也持怀疑态度,这表现在它要求最后4名国际体育仲裁委员会成员及最后五分之一的仲裁员必须从独立于负责选任其他国际体育仲裁委员会成员或国际体育仲裁院仲裁员名册的体育组织的人士中选定。此种不成比例的组织影响使得列入国际体育仲裁院名册的仲裁员存在主要甚至完全支持体育组织的风险。虽然自国际体育仲裁院成立以来,仲裁员的数量不断增多,从最初的60人,到该案发生时的150多人,目前甚至达到300余人11,但仍不能抵消上述风险。那些专门为保护运动员利益或基于独立考虑选任的仲裁员也不例外,毕竟他们由体育组织任命的国际体育仲裁委员会成员指定。这与仲裁员是否与体育组织有直接利害关系的事实无关,即使列入仲裁员名册的人正直无私,也更倾向于认同体育组织的观点。

在慕尼黑高级法院审理该案的前夕,国际体育仲裁院对仲裁员名册的确立方式进行了改进。2012版《与体育有关的仲裁法典》删除了施行已久的仲裁员选拔分配机制,规定国际体育仲裁委员会将自行确立仲裁员名册,各大体育联合会的推荐仅具有参考作用12。仔细分析,不难发现法院的担忧仍然存在。无论提名还是推荐,仲裁员名册的形成仍处于体育组织的控制下,由此导致不知情的运动员选择与受诉体育组织存在利益关联的仲裁员。考虑到体育争议解决的专业性,即仲裁员需要具有体育知识的专长,此种推荐仍有必要,但名册应明确显示仲裁员人选的提名过程,以供当事人特别是运动员对其独立性作合理判断。在国际体育仲裁院的官网,仲裁员名下仅列举了年龄、国籍、学历、工作语言和现任职务等有限信息,只有极少数仲裁员通过附件提供较详细的个人履历,但不足以披露与特定体育组织的潜在关联。一般而言,体育组织会频繁选择同一仲裁员,因而应限制仲裁员在4年任期内被特定当事人选择的次数。此外,国际体育仲裁院应提供名册上的每位仲裁员既往被选择的具体信息。

2. 国际体育仲裁在首席仲裁员指定上的独立性

与瑞士法允许当事人自由选择首席仲裁员不同,根据《与体育有关的仲裁法典》第R54条,上诉程序的首席仲裁员由该分院主席在征求本案其他仲裁员的意见后指定。不过,由当事人指定的两位仲裁员对首席仲裁员人选的个人偏好通常不被考虑13。其实,首席仲裁员是由当事人或当事人选择的仲裁员确立,还是由仲裁机构指定,本身并不构成评判仲裁机构独立性的依据。然而,国际体育仲裁院上诉分院主席由国际体育仲裁委员会的成员担任,后者的任职资格主要由体育组织决定。虽然这不意味着分院主席在指定首席仲裁员的过程中必然会偏向体育组织,但此种组织关系存在影响其行事公正的风险,联想到目前国际足联高层爆发的群体腐败丑闻14,这种担忧并非完全没有道理。另外,首席仲裁员的作用虽在新版《与体育有关的仲裁法典》中有所降低,即当其未签名时裁决可以由其他两名仲裁员签发,但仍对裁决意见的形成占据主导地位。根据《与体育有关的仲裁法典》第R46条,裁决应依仲裁员的多数意见作出,未形成多数意见则由首席仲裁员单独作出。即使其他仲裁员公正无疑,也应特别审查首席仲裁员的独立性。

国际体育仲裁院曾关注分院主席回避这一问题。除当事人基于对其独立性产生合理怀疑请求回避外,2013版《与体育有关的仲裁法典》第S21条强调,如分院主席所在的体育组织是分配给该院的仲裁案件的一方当事人,或其所在的律师事务所的成员是该案的仲裁员或代理人,应主动回避。即当存在明显的利害冲突时,回避无须当事人主张。根据法不溯及既往原则,审理佩希斯坦案的慕尼黑高级法院并未考虑。然即使该条在案发时存在,也多半不能改变法院的看法,隐藏在背后的同样是国际体育仲裁委员会人员选拔机制的缺陷。《与体育有关的仲裁法典》第S6条关于国际体育仲裁院上诉分院主席由国际体育仲裁委员会人员担任的规定一直存在。假如慕尼黑高级法院对上诉分院主席的背景有更多的了解,或将强化对于首席仲裁员非独立性的认识。前任上诉分院主席托马斯·巴赫正是现任国际奥委会主席,现任上诉分院主席科琳娜·施米德霍伊泽虽然地位不如前者显赫,但也担任了瑞士反兴奋剂机构主席、瑞士滑雪协会法律委员会负责人以及国际滑雪联合会法律委员会委员,在指定上诉案件的首席仲裁员时同样难以摆脱对独立性的质疑15。况且当分院主席被请求回避时,其职责由副手行使,如果副手也被请求回避,则由国际体育仲裁委员会主席行使。故而,国际体育仲裁院基于避免利益纠葛设计的分院主席回避制度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

以往瑞士联邦最高法院在阐述国际体育仲裁独立性时,没有揭开国际体育仲裁委员会背后的组织面纱,这一点被视为对国际体育仲裁的过度纵容16,超出了体育特殊性以及行业自治所需。对此,慕尼黑高级法院认为并无合理理由维持双方当事人在仲裁员选任上的地位不平衡。体育组织和运动员存在共同利益的观点不成立。即使国内体育组织如该案那样支持本国的运动员,也不足以说明其利益一致。故为确保国际体育仲裁的独立性,必须重构国际体育仲裁委员会人员的选拔机制。首先,这需要降低国际奥委会、单项体育联合会和国家奥委会可自行决定的成员比重,相应地由国际职业球员联合会(Fédération Internationale des Associations de Footballeurs Professionnels, FIFPro)17等运动员组织从运动员中选拔,以充分平衡二者各自代表的利益;其次,为确保国际体育仲裁委员会主席、副主席及分院主席、副主席等重要成员的独立性,至少要排除国际奥委会、单项体育联合会和国家奥委会的执委以上级别的成员,以及最近一段时间内担任上述职务的任职资格。

三、佩希斯坦案的后续与国际体育仲裁独立性的发展

慕尼黑高级法院的判决引起轩然大波,以至于国际体育仲裁院不得不通过声明的方式对此作出回应,强调竞技体育行业争端统一解决现实需要的重要性。基于此种政策上的考虑,德国联邦最高法院最终撤销了慕尼黑高级法院的判决,基本认可了国际体育仲裁裁决的效力。但这仍然暴露出国际体育仲裁独立性中存在的问题,晚近《与体育有关的仲裁法典》的修订尚且缺乏对国际体育仲裁独立性设计的有效改进。

(一)各方对佩希斯坦案初步判决的回应

在慕尼黑高级法院判决之后,国际体育仲裁院迅速回应。在强调其为世界反兴奋剂机构指定的最终解决反兴奋剂纠纷的组织这一法律地位的同时,其更多指出慕尼黑高级法院受理该案造成的危害。即国家法院重启涉及本国运动员的反兴奋剂案件将危及与体育有关的纪律事项作出裁决的国际有效性和一致性。毕竟体育纪律事项可能会耗费很多年的时间才能用尽各类法律救济,即便竞赛结果早已不能改变。如果运动员借此选择在某些国家参与竞赛活动,则出现矛盾裁决的可能性更大,这将严重影响体育的公信力。另外,国际体育仲裁院还极力说明如果佩希斯坦案所涉争议发生在2012版《与体育有关的仲裁法典》生效之后,则慕尼黑高级法院不应以由体育组织确立仲裁员选拔分配机制作为不承认国际体育仲裁裁决的理由。

相反,虽然主要活动于竞技足球领域,但作为世界上最大的职业运动员组织,国际职业球员联合会对佩希斯坦的做法则表示强烈的支持。在2015年7月14日,该会作出了一份将愿意为佩希斯坦提供诉讼费用的声明18。其认为,作为公民和劳动者的每位运动员都有权在独立且公正的法院面前获得公平审判的机会,慕尼黑地方法院的判决进一步证实了国际体育仲裁院在审理佩希斯坦涉及的反兴奋剂案件时未能确保此项权利的实现。

(二)德国联邦最高法院对佩希斯坦案的最终判决

在2016年6月7日作出的判决中,基于竞技体育的特殊性19,德国联邦最高法院首先认可了国际体育仲裁院构成德国《民事程序法典》第1025条下的仲裁庭,从而区别于社团组织的内部法庭或者非仲裁的争端解决机构。接下来,联邦最高法院特别做出说明,认为真正意义上的仲裁院需要满足独立性和中立性的要求。基于瑞士联邦最高法院审理的Sanilova案和Lazutina案判决,法院认为国际体育仲裁满足上述条件。

就所谓存在作为国际体育仲裁院监管机构的国际体育仲裁委员会可能会影响仲裁庭的中立性和独立性的结构平衡问题,法院持较为审慎的态度。根据德国的司法实践,只有仲裁员完全由一方当事人指定或当事人不能对仲裁庭的组建施加相同的影响才会被视为缺乏独立性。国际体育仲裁院不存在此种情况。首先,尽管仲裁员名单具有封闭性,但双方当事人都可以选择他们心仪的仲裁员;其次,单个国际体育联合会对国际体育仲裁院仲裁员名单的形成影响有限,从而不足以导致结构上上的不平衡;另外,为支持这一结论,法院认为在选择国际体育仲裁院仲裁问题上运动员和单项体育联合会拥有共同的利益。特别就反兴奋剂事项,二者都希望创设干净的比赛环境;最后,法院从国际体育仲裁院的规则层面论证该院的独立性,如一经指定仲裁员便需要签署独立性的声明。至于仲裁员指定过程的不透明或者由国际体育仲裁院秘书长对裁决进行审查带来的问题都不足以否定国际体育仲裁院构成真正意义上的仲裁机构。

在解决这一问题之后,还需要明确仲裁协议是否违反德国《反限制竞争法》第19条的规定。首先,该院认可了慕尼黑高级法院关于国际滑联符合该条的适用范围,即基于体育赛事的组织构成经济活动以及组织滑冰世界杯的垄断地位,国际滑联在相关市场具有支持地位。然而国际滑联并没有滥用此种优势地位,从而认可了仲裁协议的效力。具体而言,根据德国《反限制竞争法》第19条第1款和第4款的利益平衡标准,联邦最高法院认为,首先,基于当事人的共同利益,国际滑联并没有滥用市场优势地位;其次,国际滑联施加的仲裁协议并未与运动员获得正义的权利相违背。

(三)晚近《与体育有关的仲裁法典》的相关修订与回应

德国联邦最高法院的终审判决支持国际体育仲裁的做法解除了国际体育仲裁院面临的信任危机,但也说明了国际体育仲裁院本身仍存在独立性和公正性的问题。德国联邦最高法院的支持态度更多是为了维护竞技体育行业秩序的整体需要,并非认为国际体育仲裁院的运行机制完美无缺,在未来此类司法审查仍有可能在世界范围内不断发生。尽管国家公权力对体育自治的干预不影响体育行业的根本,但仍然会对其产生巨大的影响20,以至于国际体育仲裁院不得不表明继续改革自身体制的态度。就此,2016版《与体育有关的仲裁法典》仅仅在第S14条的修订中涉及到独立性问题,即除了国际奥委会、单项体育联合会和国家奥委会之外,允许上述组织的运动员委员会向国际体育仲裁委员会推荐仲裁员的名册。2019版法典第S7条第2款则设置了由两名非直接经由体育组织任命的国际体育仲裁委员会成员以及分院主席组成的资格委员会,以负责向国际体育仲裁委员会提议新的国际体育仲裁院的仲裁员和调解员。但这并未在根本上改变力量失衡的局面,表明国际体育仲裁院对自身的独立性较为自信,尚未明显感受到佩希斯坦案带来的冲击。

作为该案的尾声,欧洲人权法院在2018年10月2日作出裁定,基本上驳回了佩希斯坦于2010年提起的推翻瑞士联邦法院维持国际体育仲裁裁决的诉讼请求。该院指出,竞技体育争议尤其是国际性的体育争议需要快速的解决机制,从而应提交统一、专业的国际性仲裁机构。就通过体育协会规章包含的强制性仲裁条款确立的国际体育仲裁体系而言,理应满足《欧洲人权公约》第6条第1款的要求。对此,无论国际体育仲裁院的资金来源于体育组织的事实,还是仲裁员封闭名册的做法,都不意味着该院及仲裁庭独立性和公正性的缺失。国际体育仲裁院在名为“欧洲人权法院承认国际体育仲裁院独立性和公正性”的回应21中认为,此举是继1993年、2003年瑞士联邦法院以及2016年德国联邦最高法院之后再次证明其构成真正意义的仲裁机构。在该诉讼进行的八年里,国际体育仲裁委员会一直致力于自身结构的完善,强化国际体育仲裁的独立性和有效性,在国际体育仲裁委员会成员的专业性以及仲裁员名册来源的多样性问题上取得了卓越的成绩。

无论如何,应指出的是,现有的国际体育仲裁所设计的独立性制度,如要求仲裁员签署确保独立公正的法律声明、禁止其在国际体育仲裁院担任当事人的代理人以及在损害国际体育仲裁院名誉时从仲裁员名册中移除等措施,对一般的国际商事仲裁更为有效,不能完全反映国际体育仲裁实践的要求,就此仍有可以作进一步改进之处。

四、佩希斯坦案对维护我国的体育仲裁独立性的启示

作为竞技体育金字塔结构的反映,强制性的仲裁条款有必要得到法院的认可。对此,慕尼黑高级法院指出,由于体育争议一致处理的需要,体育组织迫使运动员交由单一体育仲裁庭审理并非滥用优势地位的表现,国际竞赛的组织者和参赛者签订的仲裁协议不应因运动员自由意愿的缺失而无效。毕竟管辖和程序的统一能够实现同案同判,能够维护运动员的平等竞赛机会。另外,出于经济的考虑,认定运动员同意仲裁为当事人行使自身的专长所必需,不违反《欧洲人权公约》第6条第1款的公正审判权。故在满足仲裁独立性的前提下,拟制的体育仲裁合意机制得以成立。我国法院在承认和执行体育仲裁裁决时,也应有清楚的认识。

(一)我国体育仲裁的独立性存在的问题

保持仲裁机构及其参与人员的独立性乃是仲裁此种第三方居中裁判争端解决方式的生命力所在。从佩希斯坦案可以看出,基于已决之诉原则,当仲裁机构作出生效裁决,除根据仲裁法或民事诉讼法进行有限程序审查外,法院不得重新审理案件的实体争议。倘若体育仲裁机构本身缺乏独立性,则其“裁决”至多构成组织内部的行政救济,不具有对抗法院管辖的终局效力。目前,中国足协、中国篮协等单项体育协会设立的司法或仲裁委员会并非独立的仲裁机构,不能如协会章程希望的那样排除法院管辖。在近期发生的球员李根诉沈阳东进足球俱乐部劳动争议案中,沈阳中院于足协仲裁委员会作出足仲字(2013)第2221号裁决的情况下仍行使管辖权。

另外,体育仲裁机构在仲裁员选任标准和程序上的独立性方面也存在问题。以一度在媒体上沸沸扬扬的球员刘健和青岛中能足球俱乐部转会争议案为例,《中国足球协会仲裁委员会工作规则》没有明确仲裁员的任命、任职和参与仲裁的条件与资格,反而规定由仲裁委员会主任指定包括首席仲裁员在内的3名仲裁员审理案件。这不仅排除了当事人意思自治,而且增加了暗箱操作的可能。毕竟中国足协仲裁委员会的组成人员完全由足协主席会议决定,难免使得公众对其独立性产生质疑。总之,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第32条下的体育仲裁尚未建立,但如果缺乏系统的独立性制度设计,即便将来成立中国体育仲裁委员会之类的体育仲裁机构也未必能得到法院的认可,难免重蹈国际体育仲裁院在佩希斯坦案的覆辙。

(二)确保我国体育仲裁的独立性的建议

为使我国体育仲裁裁决能够顺利地得到法院的认可,独立性应成为未来建构我国体育仲裁制度的基石。就仲裁员的独立性,首先应关注仲裁员名册的形成过程以及是否封闭的问题。以往学者更多关注国际体育仲裁员自身的品质22,这更多发生在经仲裁庭确认后的回避阶段。审理佩希斯坦案的慕尼黑高级法院认为在运动员不能参与起草仲裁员名册时应允许其自行选择仲裁员,故应发挥运动员组织在确立仲裁员名册时的作用。除了要增加名册中的仲裁员的透明度之外,还应该在满足具有体育专业知识等遴选要求的情况下允许当事人在名册之外共同选定仲裁员。其次,应仿效《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31条允许当事人共同选定首席仲裁员,只有在特定期限内不能达成一致的才由仲裁委员会主任指定,以最大限度发挥当事人的主观能动性。

除此之外,最为关键的是,我国体育仲裁机构的组织结构应借鉴国际体育仲裁院发展历程中的经验教训,确保作为体育仲裁机构行政部门的仲裁委员会及其组成人员的独立性,实现其组织模式的良好治理。同时,作为《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中去行政化要求的表现,应降低包括中华体育总会、中国奥委会、各单项体育协会对体育仲裁机构独立性的影响,防止其在审理涉及各大体育组织决定的案件时因系统偏见发生不良的利益倾向。

五、结束语

自国际体育仲裁院成立以来,国际体育仲裁的独立性一直得到包括瑞士联邦最高法院在内的众多国家法院的肯定,然近期审理Pechstein案的慕尼黑高级法院却对此提出严重的质疑,拒绝承认与执行国际体育仲裁院作出的仲裁裁决,从而暴露了国际体育仲裁裁决在该领域可能遭遇的法律适用冲突。一方面,慕尼黑高级法院关于审查国际体育仲裁裁决的判决虽然最终未能通过德国联邦最高法院的检验,但确实已经在国际体育界引起巨大的争议与反响;另一方面,国际体育仲裁的独立性在《与体育有关的仲裁法典》的晚近修订中虽有所体现,但仍未触及问题的根源,并不能令人满意。

表面上看,问题表现为国际体育仲裁院在仲裁员名册的确立和首席仲裁员的指定上缺乏独立性,实则更为关键的问题是作为国际体育仲裁院日常行政机构的国际体育仲裁委员会组成人员选拔的结构性失衡,此种制度上的内在缺陷难以保证其公正行事,这一点自1994年《与体育有关的仲裁法典》颁布以来从未发生实质性的改变。未来应对国际体育仲裁委员会的人员选拔和组成机制进行改革,以进一步理顺国际体育仲裁院与各大体育组织之间的关系。对我国而言,在建构中国是体育仲裁制度时,为了防止人民法院不承认体育仲裁机构的仲裁机构资格,进而实现体育仲裁裁决能够顺利地通过司法审查,必须强化体育仲裁的独立性设计。这不仅需要使之在形式上具有独立的法人身份,而且在体育仲裁委员会的人员构成上应降低各大体育组织的影响,防止体育仲裁机构在审理案件时对体育组织出现利益倾向现象的发生。

注释:

1Burger C. J., "Taking Sports out of the Courts: 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 and the International Court of Arbitration for Sport", 10 JLAS. 123, 124(2000).

2TAS 92/63, G. / Fédération Equestre Internationale (FEI), sentence du 10 septembre 1992, BGE 119 II 280. 

3Massimo Coccia, 'International Sports Justice: The Court of Arbitration for Sport", 3 European Sports Law and Policy Bulletin 23, 24 (2013).

4黄世席:《国际体育争议解决机制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第245页。

5Rachelle Downie, "Improving the Performance of Sport's Ultimate Umpre: Reforming the Governance of the Court of Arbitration for Sport", 12 Melb. J. Int'l L.315, 328 (2011).

6禁止一个或多个经营者滥用市场优势地位。

7滥用尤其存在于下列情况,即如果一个占据支配地位的经营者作为某类商品或者服务的供应者或需求者:…(2)提出与有效竞争环境下理应获取的报酬或其他交易条件相背离的报酬或交易条件,在此应特别考虑在有效竞争的同类市场上经营者可能采取的行为方式。

8OLG München, Teil-Urteil vom 15. Januar 2015 Az. U 1110/14 Kart, https://openjur.de/u/756385.html. , 2017年12月15日访问。

9Ulrich Haas, "Role and Application of Article 6 of the European Convention on Human Rights in CAS Procedures", 12 Sweet & Maxwell International Sports Law Review 43, 52(2012).

10Lazutina & Danilova v. IOC, ATF 129 III 445.

11迄今,已经有苏明忠、黄进、刘驰、卢松、吴炜、李智等多名中国籍仲裁员名列国际体育仲裁员名册。

12熊瑛子:《国际体育仲裁院仲裁员中立性探讨》,《体育科学》2015年第12期。

13Despina Mavromati, Matthieu Reeb, The Code of the Court of Arbitration for Sport: Commentary, Cases and Materials, Hague, Kluwer Law International, 2015, p. 478.

14姜世波等:《国际体育组织自治的困境与出路——国际足联腐败丑闻的深层思考》,《体育与科学》2015年第4期。

15Christophe Paulussen, Fundamental Rights in International and European Law - Public and Private Law Perspectives, Hague, T. M. C. Asser Press, 2016, p.255.

16Antoine Duval, "Questioning the (In)dependence of the Court of Arbitration for Sport", 15 Int Sports Law J. 253, 254 (2016).

17目前该组织已经有60多个国家层面的球员协会成员,中国为观察员。

18Jennifer R. Bondulich, 'Rescuing the Supreme Court of Sports: Reforming the Court of Arbitration for Sport Arbitration Member Selection Procedures", 42 Brook. J. Int'l L. 275, 302 (2016-2017).

19李智:《从德国佩希施泰因案看国际体育仲裁院管辖权》,《武大国际法评论》2017年第1期。

20向会英:《体育自治与国家法治的互动——兼评Pechstein案和FIFA受贿案对体育自治的影响》,《上海体育学院学报》2016年第4期。

 21Statement of the CAS on the Decision Made by the European Court of Human Rights (ECHR) in the Case between Claudia Pechstein / Adrian Mutu and Switzerland, http://www.tas cas.org/fileadmin/user_upload/Media_Release_Mutu_Pechstein_ECHR.pdf., 2018年11月5日访问。

22尹雪萍:《国际体育仲裁中指定仲裁员的独立性与公正性——以Alejandro Valverde 兴奋剂案为视角》,《天津体育学院学报》2011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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