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当前我国体育法学研究发展的主要特点

体育法学研究特点的概括,可有多种角度和方法。以下以研究发展为视角,基于成绩与问题的比较性思考,可看到我国体育法学研究虽然在近十年表现出较为强劲的发展势头,但与现实需要和其他相近学科相比,尚不成熟而仍处发展中的总体面貌,并由此可概括出一些相对性特点:

2.1 投入产出较多增长,但学科地位仍显边缘

十年来,我国体育法学研究在总体上的社会参与度和投入产出量都有着明显的扩大和增长,表现在各类研究组织和机构陆续建立、各方面学术力量特别是法学法律界越来越多地参加、多种形式的研讨论坛峰会相继举办、课程开设和研究生培养有所增加、各种课题研究和出版发表成果以及学位论文显著增多等各个方面,一些法学期刊在发表体育法学成果,体育法学论文在体育学期刊中的比重明显提升,甚至时常设有专门的板块和栏目,使体育法学研究的整体发展呈现日趋壮大和日渐繁荣的良好态势。但是,这些增长壮大主要是与自身基础的发展比较,与有一定规模和比较成熟的大部分法学学科和体育学科都无法比拟。目前,全国长期而稳定地以体育法为主要研究方向的学者和实务工作者队伍至今仍只有几十人的较小规模,很多学者是在已确立专业和方向的同时,出于兴趣兼做一些体育法研究。特别是从高校课程和专业设置来看,除几所法学院校在研究生教育中培养体育法专业或专业方向的学生外,体育法课程尚未进入法学院校的普通教育体系;体育院系的课程大纲中只有个别专业设置体育法选修课程,培养的体育法研究生只是体育人文社会学专业的一个方向。体育法学在高校中的如此设置,不能有一定规模的专业师资来为研究队伍奠定基础,必然无法形成较大的学术规模,无论是在法学还是在体育学体系中,其学科地位都仍显边缘化和相对弱小。

2.2 问题关注逐步增多,但回应需求力度不足

我国体育法学研究经过初创以来的持续发展与积累,在学术视野和研究方式上有了较大变化,正在越来越多地以法学视角对体育改革发展中的各种问题进行考量和阐发。在一些体育改革发展的重大问题上,往往伴随有愈益增多的体育法学视角的研究关切和问题探讨,体育法学呈现出有的学者所概括的法社会学或社会科学法学的鲜明走向[17,18]。前述的体育法学研究热点,无不是结合现阶段时代命题与关注各种体育现实问题所形成的研究驱动和产生的研究成果。全国和地方的一些体育法治工作中,正在越来越多地出现体育法学研究者的身影。但是,体育法学研究对实践的贡献率还不太高,从全国到地方的大量体育法治工作决策和体育政策法规制度建立,并未形成理论研究先行的机制,体育法学研究成果直接转化为工作决策的不是很多,以体育法学研究团体组织和形成可供应用决策的研究成果更为有限。特别是在一些体育改革发展重大问题或专门事件出现时,体育法学研究往往不能有组织地及时跟进,缺乏在舆论与理论上的积极反响与回应。现有体育法学组织和学者整体上为体育法治实践提供决策与咨询服务的能力和资源还较为有限。

2.3 学理探索愈益深化,但基础建构尚有欠缺

近十年来的体育法学研究中,不但著作教材和期刊、学位论文的增多而显现出较良好的学术景象,而且对各种体育法律问题的学理探讨和学术挖掘也在不断增多和日渐深化。体育法学研究者对法学基础与前沿理论愈益关注,一些有着各个法学学科背景的学者和博士研究生对体育法律问题探讨的增多,特别是有些法学知名专家的加入,使得体育法学研究的整体学术水平不断提升。与此同时,对体育法学基本理论问题的关注和研究明显增加,出现了一些以体育法特殊性等为着眼点的深度思考和现实拷问[19,20]。许多新版或再版的体育法学教材对学科基本问题的阐述更为充实,在学习借鉴我国法学学科理论建设和国外体育法研究范式的基础上,中国特色的体育法学理论建构已经起步。但是,与那些较为成熟的体育学和法学的很多学科相比,体育法学自身基础理论体系的整体建设还差距很大,系统化的基础研究成果较少,且很多并未形成学术共识。在体育法学如何与法学对话,如何把握法学一般和体育个性、坚持法治与体育自治等各种关系上,还存有诸多的不同看法与争议。一些学者为体现体育法特殊性而引入“体育固有法”等境外概念,还须进行中国语境的进一步阐释。正如有些学者所言,中国体育法学的理论建构正在路上[21],甚至是刚刚在路上[22]

2.4 联系交往不断扩大,但研究效能亟待提升

近十年,是我国体育法学活动开放度明显增强的一个时期。一方面,体育法学的国内研究正在形成体育学界和法学法律界等共同参与融通合作的良好局面。除了体育法学学术研究和开展活动在参与人员上展现出的多界别身份特点外,全国和地方的体育法学研究团体与有关社会组织进行的各种协作和联合举办的研讨活动在日益增多,而且学术界与实务界之间在体育法方面的沟通合作也不断加强;另一方面,体育法学的国际交往进一步扩大,国内多次举办国际性研讨活动,邀请多位国外体育法知名人士来华访问、讲学和参会,多人多次赴他国参加国际体育法学研讨活动传播中国体育法,同时在体育仲裁、反兴奋剂等法律事务的国际合作中也传递了很多中国声音。但是,全国性体育法学研讨活动每年举办的次数较为有限,适时而灵活的专题活动开展不多,与相关组织的联系面并不宽泛,全国多数地方都未建立体育法学团体,已建立的一些地方体育法学团体和一些单位中的体育法研究机构中,有些还工作开展有限,并不活跃。有限的组织、队伍、活动和成果规模,使得我国体育法学在整体上的社会发声不强,社会影响力较弱,在国际上的推介更为有限,国际体育法学活动中的中国话语还较为缺乏,与中国的大国地位和迈向体育强国的任务需求还很不相称。

三、我国体育法学研究进一步发展的努力和期待

在我国建设体育强国已经走过第十个年头的今天,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全面依法治国的历史推进中,我国的体育法治建设必定要有新的加强和发展,必然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育法治理论建设提出新的更高的要求。这为我国体育法学研究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机遇,也提出了艰巨的挑战。为此,期待我国体育法学研究的组织和人员共同作出更大的努力,期待我国体育法学研究在新时代不断开创出新局面。

3.1 积极营造体育法学更加团结振奋的研究氛围

推进我国体育法学的发展,必须要有一支不断扩大且志同道合为之奋斗的研究者队伍。目前,我国已经形成了一支比较稳定从事体育法学研究、有着不同年龄梯次和学科背景的研究者队伍,虽然人数不多规模不大,但形成了自称为“体育法大家庭”的良好氛围,并且与社会多方面形成了广泛的联系。这是进一步加强我国体育法学学科建设、发展体育法学研究的重要的队伍基础和骨干力量。要在此基础上积极地开阔视野,扩大各方面的社会宣传和联系,将已经关注、参与或者愿意从事体育法学研究的各界学者与实务工作者吸收到经常参加体育法学活动的队伍中来。同时,要通过多种方式,扩大体育法学研究者之间的探讨交流,进行研究合作和团队建设,广泛开展学术争鸣,相互取长补短,在体育法学研究者中积极营造更加和谐团结和努力振奋的学术环境氛围。广大体育法学研究者要进一步增强加快发展中国体育法学事业的学术使命和责任担当意识,更多地发挥各自研究专长和学术创新能力,努力创作出更多更好的理论学术成果。

3.2 更好纳入体育法治工作视野和相关教育体系

体育法学是紧密贴近与服务于体育法治实践的应用性研究,需要与体育法治工作形成密切的互动关系。国家体育总局曾在加强体育法制工作决定、体育法制发展规划等重要文件中,对发展体育法学研究作出部署,并直接予以领导、指导和支持。在全面依法治国更加强调法治理论体系建设的新形势下,国家和地方的各级体育部门更应从理论建设高度重视体育法学的建设发展,将其纳入体育法治建设工作的视野与范畴,作为其份内的职责与内容。当前,根据国家加强智库建设的精神,有必要在全国和地方的体育法治工作中,建设不同层次和一定规模的体育法智库,并充分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而且,各级体育部门的政策法规和其他业务机构及其人员应当结合依法治体的分工职责,开展相应的理论与工作研究,使之成为体育法学研究参与单位和人员的重要构成。同时,在适应全面依法治国和依法治体需要的人才培养中,根据我国国情并借鉴有关国家的经验,将体育法学更多地纳入到法学和体育学教育教学体系,确有其现实必要性。随着体育事业、体育产业的发展和体育法治的加强,体育法治人才的需求肯定会逐步增多,体育法专业教育的未雨绸缪应当列入日程。为此,建议在体育学和法学专业院系逐步扩大体育法学研究生教育的同时,在本科专业中逐步扩大体育法学选修课程的开设,并在体育管理、体育产业等体育专业中将其列入必修课程。

3.3 加强研究团体建设更充分发挥组织推动作用

体育法学研究会成立以来,我国体育法学进入在组织推动下加快发展的新阶段,现已建立起以全国体育法学团体为核心并与部分成立的地方体育法学团体联系互动、与其他相关团体交流协作的体育法学组织平台,对推动体育法学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当前全面深化社会组织改革和推进体育法学发展的双重使命中,进一步发挥好体育法学团体的组织聚合作用,加强其建设与发展成为非常重要的关键环节。中国法学会体育法学研究会在将要进行的换届完成之后,应以更为社会化和专业化的组织架构与方式推进运转,进一步健全和完善组织决策与日常工作的制度机制,建立更为广泛的与国内外相关组织和各个业界的工作联系,更好地团结、带领和组织广大学者、实务工作者和各界人士,充分发挥对全国体育法学研究资源整合与合作攻关以及积极介入助力体育法治工作的的有效作用,不断将我国体育法学的研究和建设推进到新的发展水平。同时,要积极促进有条件的省市在法学、体育、律师等社会组织中建立体育法学的团体或机构,继续坚持和进一步促进地方体育法学组织的合作交流,期待有更多高校等单位建立体育法研究组织并切实地聚合队伍和有效地开展工作。

3.4 提升研究活力和学术实力做出更大理论贡献

任何学科的地位和影响,都来自于其学术实力的积累、提升和贡献。新时代我国体育法学研究的发展,应当在已经获得初步积累的基础上,在全面依法治国与建设体育强国的新进发中,面对深化体育改革攻坚克难和加快体育产业发展中更多利益矛盾调整的需求,做出应有的学术回应和理论贡献。为此,要搭建更多方式的学术话语平台,开展活跃多样的学术研讨活动,及时跟进各种体育现实与前沿需求做出学术反馈,并要进一步扩大有关媒体的报道传播,不断激发和创造体育法学的研究活力。期待在各种基金项目的立项中有更多的体育法治研究选题,体育管理部门和有关组织建立必要的学术激励机制,从多方面引导、促进和保障体育法学研究的发展。体育法学研究本身要在建构学科基础理论体系和回应体育法治实践需求方面共同发力,不断增添体育法学研究的理论厚度,积极探寻体育治理现代化的法治方案,不断促进体育领域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普遍形成,努力提升体育法学在法学体系中的对话能力和对体育改革发展实践进行法学理论干预的实力,为推进我国的体育法治建设和丰富我国的体育科学理论与法学理论做出应有的贡献。同时,中国体育法学还要不断扩大国际话语,为国际体育法学交流和全球体育法治化奉献中国智慧。

本文作者:李先燕 于善旭

[17] 韩勇.中国体育法学研究:从法解释学到法社会学[J].体育科学,2010(3):75-82.

[18] 汤卫东,张剑威.直面体育实践:体育法学研究的社科法学进路[J].武汉体育学院学报,2017(7):56-61.

[19] 陈华荣.体育法的基本原则:以体育特殊性为标准[J].体育与科学,2011(1):5-11.

[20] 姜世波.我国未来体育法学研究的若干着力点刍议[J].体育科研,2014(6):29-37.

[21] 韩勇.在路上:中国体育法学向何处去[J].体育与科学,2014(6):78-84,100.

[22] 贾文彤.刚刚在路上:再论中国体育法学向何处去[J].体育与科学,2015(5):51-61,68.

本文来源为《天津体育学院学报》2020年第35卷第2期。本文观点仅代表作者个人意见,不代表中国体育法学网立场。


近十年我国体育法学研究的概况、特点与期待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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