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件回顾

根据中国新闻网报道，2020年东京奥运会女足亚洲区预选赛B组赛事原定于2020年2月3日、6日、9日在中国武汉举行。受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影响，本届赛事举办地改为澳大利亚悉尼。

王霜、姚伟、吕悦云三名武汉籍球员以及浙江籍球员李梦雯受疫情防控影响，此次未能随球队出征澳大利亚。澳大利亚当地时间1月29日上午，中国国家女子足球队21名球员与教练组及工作团队顺利抵达澳大利亚布里斯班，不过球队抵达后，按照昆士兰当地政府要求，中国女足一行被隔离在下榻的酒店，球队不得已只能在酒店走廊内进行训练。经澳大利亚足协、中国足协、亚足联、国际足联以及欧洲职业俱乐部协商一致，2020年东京奥运会女足亚洲区预选赛B组赛事的比赛时间将做调整。

事件评论

一、赛事易址的依据

现行的《国际足联国际赛事管理规程》由国际足联执委会于2011年3月3日通过，2011年8月1日生效。《国际足联国际赛事管理规程》规定所有国际比赛“只能由国际足联、各洲足联或会员协会根据此规程批准”，但同时《国际足联章程》又作了兜底性规定：“尽管《国际足联国际赛事管理规程》规定了赛事许可权能，国际足联仍对批准国际比赛与竞赛有最终决定权”。因此关于赛事举办和易址的直接依据应当是该两份文件。

《国际足联国际赛事管理规程》第十二条第二款规定“报送洲足联批准的国际比赛或赛事的许可申请，应在该比赛日之前至少两个月由举办地的会员协会向洲足联提出。”因为女足不存在男足代表队的年龄限制，奥运会预选赛属于1级国际比赛，因此依照《国际足联国际赛事管理规程》附录中的具体规定，“需比赛举办地洲足联批准、需球队所属会员协会批准、需比赛举办地会员协会批准”。那么，在遇到新冠病毒这一突发情况导致赛事无法举办，应当如何处理？很遗憾，《国际足联国际赛事管理规程》对比并无规定。因此应当依据《国际足联章程》由国际足联对此进行处理。而实践中，也是国际足联协调澳大利亚足协、中国足协、亚足联、以及欧洲职业俱乐部，最终确定了赛事的易址。

国际足联对赛事易址无明确的规定，这带来了灵活性，能够及时完成对突发事件的应对和解决；但也存在不确定性的风险。这也是由于国际足联保守、封闭和强势的一贯特点所导致的。国际足联习惯于在规则制定中将最终的决定权保留为自身所有。例如在2019年卡塔尔世俱杯的规则中，关于可能出现的突发情形，国际足联即明确要求“国际足联负责2019年世俱杯的运营管理，因此有权发出东道国可能出现的特殊情况所需的任何指示。”需要注意的是，武汉也是2021年世俱杯的举办地。笔者有充分的信心相信国家能在2021年前解决赛事举办的一切障碍，但国际足联的相关规则仍然留下一些隐忧。

二、 球员“被隔离”有法可依

根据《传染病防治法》，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的一切单位和个人，必须接受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医疗机构有关传染病的调查、检验、采集样本、隔离治疗等预防、控制措施，如实提供有关情况。该法明确规定乙类传染病中传染性非典型肺炎需要采取该法所称甲类传染病的预防、控制措施；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可以决定对本行政区域内的甲类传染病疫区实施封锁；任何单位和个人发现传染病病人或者疑似传染病病人时，应当及时向附近的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或者医疗机构报告。《国境卫生检疫法》规定，国境卫生检疫机关对入境、出境的人员实施传染病监测，并且采取必要的预防、控制措施。国境卫生检疫机关有权要求入境、出境的人员填写健康申明卡，出示某种传染病的预防接种证书、健康证明或者其他有关证件。国境卫生检疫机关对检疫传染病染疫嫌疑人应当将其留验，留验期限根据该传染病的潜伏期确定。2020年1月20日，经国务院批准同意，国家卫健委发布1号公告，决定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纳入法定传染病乙类管理，但采取甲类传染病的预防、控制措施。1月23日，武汉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发布“封城”通告。

综上，针对目前严峻的疫情，国家和各地政府所采取的特殊管理措施是防控疫情必须的手段，同时也是每个公民都应该自觉履行和配合的法律义务。因此，几名球员因为疫情原因无法出境有法可依。

笔者未研究过澳大利亚和昆士兰的法律，但《国际卫生条例(2005)》第三十一条规定，若有证据表明存在危急的公共卫生危害，则缔约国根据其国家法规并出于控制此危害的必要，可强迫旅行者接受或根据第二十三条第3款建议旅行者接受：(3)预防或控制疾病传播的其它常用的卫生措施，包括隔离、检疫或让旅行者接受公共卫生观察。而鉴于国际条约的效力高于国内法，中国女足抵达澳洲后被隔离也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

三、赛事易址——组织者无法承受之重

武汉作为申办城市，成为2020年奥运会女足亚洲区预选赛的举办地，但却因为疫情无奈异地。目前无法知道中国足协、组委会、承办方（以下统称为“组织者”）的投入和损失，但可以预计前期投入及门票收入、赞助费、电视转播费、亚足联的投入等损失惨重。

中国曾遭受过最大的赛事取消是2003年的女足世界杯，原因与此次如出一辙——非典。据称，当时中国足协曾会同卫生部门向国际足联发去信函，详细阐述了非典在中国的实际情况，并再次表明中国完全有能力保证参赛队的安全。但国际足联依据下属的运动医学委员会出具的三份报告，在没有中国代表在场的情况下,只用了半个小时就做出女足世界杯易址的决定。中国足协从未公开过该次损失的数据，但国际足联用于补偿中国的筹办费用和组委会人员的薪水而支付的100万元显然是九牛一毛。而铿锵玫瑰在最有机会夺冠的年代错失主场作战的机会，至今都是国人的遗憾。笔者试图在《国际足联章程》中寻找到赛事被取消的处理方式，但很遗憾没有找到。不过《国际赛事管理规程》第七条第五款明确，国际足联、洲足联和会员协会不承担因批准授权赛事而出现的任何法律赔偿。笔者也参阅了《奥林匹克宪章》（2019），该宪章第三十六条第二款规定，“除奥运会主办合同确定的出资外，国际奥委会对奥林匹克运动会的组织、筹资和举办不承担任何财务责任，除非另有书面约定。”，可见即便奥运会被迫取消或异地举办，国际奥委会都不会有任何损失。因此，鉴于热门赛事的所有者多年来占据着强势地位，主办城市合同的很多条款不允许修改，赛事的组织方想要向其索赔极其困难。鉴于2003年的前车之鉴，国内现在的大型体育赛事往往购买了保险，其中包括赛事取消险。笔者无从知道本次赛事所购的保险金额，但相信不会再像17年前那样的束手无策。

赛事易址给组织者带来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合同的履约。新冠肺炎疫情可能但不必然构成不可抗力。现有的司法判例中，法院首先会考虑双方合同中是否会对疫情的情形有明确约定，若有约定从约定，若无约定则存在不同的裁判标准。标准大体分为两类，一类是用不可抗力规则、情势变更规则或公平原则判定，另一类是认定属于正常经营风险。但因本次赛事的取消已经是确定的事实，及时通知合同相对方和提供证明是当事人减免责任、减小损失的重要条件，若相对方为境外客户，当事人可向当地贸促会申请办理与不可抗力相关的事实性证明。

其他赛事组织者现阶段的工

除女足赛事外，受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影响，中国女篮的奥运会资格赛被异地到塞尔维亚，网球联合会杯中国队的比赛暂时被取消，各地体育主管部门相继发布暂停聚集性赛事、活动的通知，大量国内赛事也被采取了调整、暂停、延期或取消等措施。有消息称，国家体育总局内部通知将暂停4月份之前所有的体育赛事活动，虽然未见正式文件，但是据不完全统计：

1月22日，中国足协公布了下赛季中超联赛赛程安排 ，武汉卓尔前四轮均为客场比赛，直到第5轮（4月4日）才回到主场迎战大连。

1月23日，中国田协发布通知 ，表示近阶段（4月30日前）马拉松及相关运动赛事，组委会要与承办地政府及相关部门进行风险评估，如风险隐患较大，可通过易地、推迟、取消等方式降低风险。

1月25日，国际奥委会决定 ，将原定于2月3日至14日在武汉举行的2020年东京奥运会亚洲大洋洲拳击项目资格赛改交由约旦奥委会承办。此次赛事将于2020年3月3日至11日在约旦首都安曼举行。

1月25日，中国足协发布公告 ，原定于2月5日进行的2020年度中国超级杯延期，另赛另行通知。

1月29日，中国足协发布公告 ，决定2020赛季亚冠联赛小组赛参赛中超俱乐部前三轮的主场比赛均变更为客场。

近日，CBA联赛公司告知各球队 ，联赛重启时间不早于4月1日。

赛事活动的暂停意味着收入减少（特别是赞助方面），但员工、房租、折旧等成本依然存在，如资金储备有限，赛事组织者将面对巨大挑战。

（一）防疫主体责任

不管赛事是否如期举办，在疫情期间，组织者均有义务向附近的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或者医疗机构报告其发现的传染病人或疑似传染病人，并配合政府采取的管控措施。如未严格履行前述职责的，则根据《突发事件应对法》相关规定，组织者可能会承担相应的行政责任、民事责任甚至刑事责任。

（二）合同履行问题

1. 不可抗力对合同的影响之承办合同

如赛事活动因为疫情被采取了调整、暂停、延期或取消等措施导致无法如期进行的，承办方可查阅和主办方之间的承办合同对于不可抗力的约定并按约定执行。如没有约定的，则应当及时向主办方发出通知，告知已无法正常履行合同，具体可载明己方企业所在地区、合同主要义务履行地区本次疫情的情况、己方遭受行政防控措施（如停工、停产）的具体情况、合同履行受本次疫情影响的具体情况（如交通运输延误）；另外，应尽快提供不可抗力的证明材料。

同时，承办方应当关注赛事活动举办地当地政府有关疫情的管控措施，并积极和主办方进行沟通，协商恢复赛事活动的方案。

应当注意，如果赛事主办方系境外单位的或赛事活动系国际性赛事活动的，则可能的情况是承办合同适用法律非中国大陆地区法律。在该等情况下，应当另行查明适用法关于“不可抗力”的认定及责任之后才能进行判断和执行。

2. 不可抗力对合同的影响之赞助合同

同样地，赞助商可能会援引赞助合同中关于不可抗力的约定或法律关于不可抗力的规定，向组织者主张中止履行合同或解除合同。

在该等情况下，组织者应当首先评估疫情对于赛事活动的具体影响，如赛事活动直接被取消，那么赞助合同的目的显然已经无法实现，赞助商要求解除合同有法律依据，组织者应当退还其已支付的赞助款（是否可以适当扣除应当一事一议）；如赛事活动仅被延期或者暂停，即存在恢复可能性的，此时赞助商要求解除合同就缺乏明确的法律依据。

3. 不可抗力对合同的影响之租赁合同

赛事活动被叫停后，组织者事前已经租赁了相关场馆和/或设备即会产生闲置问题。因此，组织者应当首先核查租赁合同的具体条款，并核算自身的成本和损失。双方本着友好合作的态度进行协商，若能达成一致，则签署补充协议；若不能达成一致，组织者就需要考虑继续闲置的成本，权衡是否需要提前退租，和/或是否需要提起诉讼要求减免。

此外，建议组织者关注国家和地方各部门出台的规章、规则、政策或指引中是否对于该等情况的扶持政策。

（三）劳动用工问题

2020年1月26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关于延长2020年春节假期的通知》，明确延长2020年春节假期至2月2日。虽然截至目前已有相关省市印发了关于疫情防控期间复工的文件，但是考虑到政府采取的管控措施仍然有效且疫情的扩散，大部分企业甚至无法在2月10日起恢复上班。

2020年1月24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发布《关于妥善处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劳动关系问题的通知》（人社厅明电[2020]5号）（以下简称“《劳动关系通知》”），明确要求妥善处理“新型肺炎”防控期间劳动关系问题。

从控制企业成本的角度，建议组织者采取如下措施：

（1）参照地方文件要求做好复工工作

各地组织方应当根据本地政府出台的复工文件，结合本企业实际情况确定复工日期及工作安排。

（2）采取调薪、轮岗轮休、缩短工时等措施减轻延期复工影响

《劳动关系通知》明确，企业因受疫情影响导致生产经营困难的，可以通过与职工协商一致采取调整薪酬、轮岗轮休、缩短工时等方式稳定工作岗位，尽量不裁员或者少裁员。符合条件的企业，可按规定享受稳岗补贴。建议上述符合条件的组织者尽最大可能与劳动者协商一致，既维护企业稳定又能保障员工权利。

企业停工停产在一个工资支付周期内的，企业应按劳动合同规定的标准支付职工工资。超过一个工资支付周期的，若职工提供了正常劳动，企业支付给职工的工资不得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职工没有提供正常劳动的，企业应当发放生活费，生活费标准按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规定的办法执行。

因此，建议组织方合理安排用工人员，统筹规划薪资发放。

（3）可采取云办公等方式应对延期复工

对于一些不必要现场办公的工作，组织者可安排职工通过电话、网络等灵活方式在家上班完成相应工作，以保障工作的持续性。

（四）融资问题

自疫情发生以来，相关财政金融政策陆续出台，旨在给予实际支持，帮扶相关企业渡过困难时期：

1. 1月26日，《关于加强银行业保险业金融服务配合做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通知》（银保监办发〔2020〕10号），要求各银行保险机构要通过调整区域融资政策、内部资金转移定价、绩效考核办法等措施，提升受疫情影响严重地区的金融供给能力。对于受疫情影响较大的批发零售、住宿餐饮、物流运输、文化旅游等行业，以及有发展前景但暂时受困的企业，不得盲目抽贷、断贷、压贷。鼓励通过适当下调贷款利率、完善续贷政策安排、增加信用贷款和中长期贷款等方式，支持相关企业战胜疫情灾害影响。

2. 2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 财政部 银保监会 证监会 外汇局关于进一步强化金融支持防控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的通知》（银发〔2020〕29号 ），明确为受疫情影响较大的地区、行业和企业提供差异化优惠的金融服务；加强制造业、小微企业、民营企业等重点领域信贷支持；支持企业跨境融资防控疫情。

3. 2月1日，《关于支持金融强化服务 做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通知》（财金〔2020〕3号），要求加大对受疫情影响个人和企业的创业担保贷款贴息支持力度，优化对受疫情影响企业的融资担保服务。

前述规定均为受疫情影响的企业的融资环境提供了政策支持，建议符合条件的组织者（尤其是承办方）及时了解并办理相关业务。除前述规定外，一些地方政府也出台了相关金融支持政策，亦请及时了解其所在地区的具体信息。

（五）出入境问题

根据中国领事服务网及其他相关消息，截至2月6日，共71个国家/地区针对肺炎疫情防控的入境管制措施。因突发疫情影响，全国大量省份已采取一级响应措施。各地针对本地疫情也出台了大量的管理规定。因此，在赛事组织和决策中，除了考虑赛事本身外，还要重点关注参赛者的出入境问题。

截至笔者发稿前，中国女篮已经以战胜世界劲旅西班牙队的胜利挺进了东京奥运会，中国女足也在解除隔离后的首场比赛中大胜泰国队。中国加油！中国体育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