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件介绍

本届世界杯中，厄瓜多尔队于揭幕战战胜了东道主卡塔尔队并在小组赛中逼平传统豪强荷兰队，虽然未能在世界杯小组赛中出线，但厄瓜多尔队仍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然而，厄瓜多尔队的参赛资格问题曾在此前引起不小的风波。2022年4月、9月，智利足协和秘鲁足协先后向国际足联纪律委员会和上诉委员会提出投诉和上诉，称厄瓜多尔在世预赛期间违规使用了涉嫌国籍造假的球员——拜伦·卡斯蒂略。虽然卡斯蒂略拥有厄瓜多尔国籍，但他身份文件显示的出生地厄瓜多尔与其实际出生地哥伦比亚不符，同时他身份文件上年龄23岁也与其实际年龄26岁不一致。在投诉和上诉都被驳回后，智利足协和秘鲁足协进一步上诉到了国际体育仲裁法庭。

国际体育仲裁法庭确认了球员拜伦卡斯蒂略的参赛资格，但对厄瓜多尔足球联合会违反国际足联规定的行为进行了制裁。裁决指出，因为厄瓜多尔政府承认拜伦·卡斯蒂略的厄瓜多尔国籍，故依据《国际足联纪律守则》第22条的规定，拜伦·卡斯蒂略有资格代表厄瓜多尔足球协会参加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的预选赛。但因为卡斯蒂略通过伪造出生日期和地点的虚假文件而取得厄瓜多尔护照，而厄瓜多尔足球协会使用了这些伪造的文件，依据《国际足联纪律守则》第21条的规定，对厄瓜多尔足球协会处以在下一届世界杯预选赛中扣3分及10万瑞士法郎罚款的处罚。

事件评论

自1984年成立至今，国际体育仲裁法庭已深耕体育仲裁领域近40年，是体育仲裁领域最权威的仲裁机构。体育领域的特殊环境和模式催生了国际体育仲裁的高度自治性，除组织机构独立、经济独立外，国际体育仲裁机构的自治性还体现在管辖权基础、仲裁方式、法律适用、裁决的承认与执行等方方面面，本文中的卡斯蒂略案就是其自治性的缩影。

1.管辖权基础的强制性

不同于商事仲裁由当事人合意选择管辖，国际体育仲裁法庭的管辖权由国际体育组织的章程和体育组织与运动员的特别协议确定。具体到卡斯蒂略案而言，国际体育仲裁法庭作出裁决的管辖权基础来源于国际足联成员加入国际足联时对《国际足联章程》的接受。《国际足联章程》第53条规定，“对国际足联法律机构通过的最终决定以及对国际足联、成员协会或联赛通过的决定的上诉，应在收到有关决定后21天内向CAS提出。只有在用尽所有其他内部渠道后，才可向CAS提出上诉”，确立了国际体育仲裁院对国际足联内部最终决定上诉案件的管辖权。

作为一个独立组织，自治性是国际体育仲裁法庭生存和发展所必需，在这方面，《国际体育仲裁法庭规约》第三条明确规定：“本院之管辖权及执行程序概由本院之行为而生之权力所维持。”这说明法院的管辖权与其自身的自治性同根同源，具有一致性。

2.仲裁方式的特殊性

国际体育仲裁法庭的仲裁有三种形式：普通仲裁、上诉仲裁和奥运会特别仲裁。其中，普通仲裁与一般的商事仲裁在流程上基本相同，都是依当事人的申请而启动。上诉仲裁是指当事人对体育组织内部最终决定进行上诉，本文中智利足协和秘鲁足协对国际足联上诉委员会的最终决定进行上诉即是上诉仲裁。奥运会特别仲裁是指在奥运会开幕前10天直至奥运会结束期间，发生的与赛事有关的一切争议都只能提交国际体育仲裁院奥运会特别仲裁分院进行裁决。上诉仲裁和奥运会特别仲裁的共同点是，在依章程或专门仲裁协议规定向国际体育仲裁法庭提起上诉前，当事人需用尽体育组织内部的全部救济。

国际体育仲裁法庭的上诉仲裁和奥运会特别仲裁通过所有体育运动参与方都加入的特别协议和条款，将体育纠纷的最终裁决权收归己有，排除了外部司法机构的介入，体现了国际体育仲裁法庭的高度自治性。

3.法律适用的灵活性

法律适用直接影响了裁决结果，是当事人权益是否能得到切实的保障的直接体现。目前，国际体育仲裁法庭法律适用的主要途径是自治规则优先、一般法律原则和外部法律作为补充。

在卡斯蒂略案的裁决中，国际体育仲裁法庭灵活运用各种法律条文。就卡斯蒂略是否有资格参加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的预选赛问题，国际体育仲裁法庭综合考量厄瓜多尔国内法和《国际足联纪律守则》，尊重厄瓜多尔的国家主权和基于此作出的授予卡斯蒂略厄瓜多尔公民身份的法律决定，确认了卡斯蒂略的参赛资格，指出，“国际足联（驳回智利足协和秘鲁足协上诉的决定）并没有违反《国际足联纪律守则》第22条，因为该球员有资格参加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的预选赛。因为球员在国家协会的国籍是由国家法律决定的（在改变体育国籍的情况下有时间限制，本案不属于这种情况），考虑到厄瓜多尔当局承认Byron Castillo是厄瓜多尔国民，因此Byron Castillo有资格代表FEF（厄瓜多尔足协）参加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的预选赛”。

就厄瓜多尔足协使用卡斯蒂略伪造的身份文件的行为，国际体育仲裁法庭根据《国际足联纪律守则》第21条，要求厄瓜多尔足球协会对该伪造行为负责，对厄瓜多尔足球协会处以在下一届世界杯预选赛中扣3分及10万瑞士法郎罚款的处罚。

4.裁决的承认与执行的高效性

对国际体育仲裁法庭裁决的承认与执行体现了内外部对国际体育仲裁法庭自治性和公信力的尊重。作为仲裁裁决落实的重要一环，裁决的承认与执行是国际体育仲裁的实践价值和当事人的期待利益之所在。由于体育行业的特殊性，与普通的商事仲裁相比，国际体育仲裁法庭作出的裁决在承认和执行上更为高效。

在裁决的承认方面，出于对国际体育仲裁法庭自治性的认可，各国法院大都认可国际体育仲裁法庭作出的裁决。在我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早在1986年就发布了关于我国加入《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即《纽约公约》）的决定。我国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我国加入的<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的通知》中作了商事保留，规定我国适用纽约公约，仅对按照我国法律属于契约性和非契约性商事法律关系所引起的争议适用，且规定除了纽约公约第五条第一、二项所列的情形，应当裁定承认其效力并予执行。CAS具有仲裁机构的法律地位，且CAS仲裁裁决在瑞士洛桑作出，为瑞士籍，而中国与瑞士均系《纽约公约》的缔约国。根据该公约规定，在缔约国作出的仲裁裁决的一方当事人可以向我国法院提出承认和执行缔约国仲裁裁决的申请。2018年8月，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就胡安阿尔方索与大连一方足球俱乐部有限公司申请承认和执行CAS裁决一案进行了审理，认可了案涉《服务合同》的商事仲裁性质，并作出支持申请人请求的裁定，开创了CAS裁决依据《纽约公约》在中国法院得到承认和执行的先例。

在裁决的执行方面，限制或允许当事方参与国际体育赛事是国际体育仲裁法庭裁决的重要部分，运动员出于职业道德和对国际体育仲裁法庭的信服、国际体育单项组织和其他组织出于对国际体育仲裁法庭自治性的尊重，会严格落实国际体育仲裁法庭作出的裁决。就卡斯蒂略案而言，厄瓜多尔足球协会将在下一届世界杯预选赛中扣3分的处罚毫无疑问会得到国际足联的落实。

体育是国际社会最受关注的问题之一，也是世界各国间交流沟通的重要方式。国际体育仲裁法庭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国际体育领域的各种纠纷，促进了国际社会间的体育交流与合作，究其根本，自治性是国际体育仲裁法庭的立身之本，保障了其机构和裁决的独立性。本文中的卡斯蒂略案在管辖权、仲裁方式、法律适用、裁决的承认与执行等方面都体现了国际体育仲裁法庭的自治性。秉持着“让体育的归于体育”的原则，国际体育仲裁法庭以其自治性为基础，在体育领域中运用专门的体育方法解决体育争议，促进了现代体育事业的繁荣。

作者简介：

袁璐，广东华进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杨越，广东华进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文中观点仅代表作者个人意见，不代表体育法学网立场。

审校：董赛

编辑：董一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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